“历史经验表明，跨境资本流动是长期经济发展态势与特定经济运行阶段的必然反映。”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11月22日在2022金融街论坛“跨境资本流动与跨境投资新趋势”子论坛上表示，从长期经济发展态势看，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和市场拓展牵引着全球生产力布局，由此推动供应链、分工链的跨境延伸。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看，从产业萌芽到状态成熟，伴随的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和供应链的延伸拓展。例如，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半导体产业出现第二次大规模转移，从美日转向韩国和中国台湾。韩国在1994年至2000年吸引外资平均年化增速超45%，同期中国台湾的平均年化增速超过27%。

陆磊表示，从特定经济运行阶段看，需求和供给冲击塑造着跨境资本流动的短期波动。劳动力比较优势、税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都会影响资本流动。例如，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越的地理区位、持续增长的居民收入及市场容量，东南亚国家成为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最佳区域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东南亚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了35%。其中越南经济表现引发关注，凭借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成本优势吸引外资持续攀升。2022年三星电子计划在越南追加投资33亿美元，富士康决定在越南投资3亿美元建立新工厂，越南外资流入持续增加。

陆磊进一步谈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美欧退出宽松时期，新兴经济体货币市场承压。通胀压力下发达经济体普遍加息，全球范围内出现密集“加息潮”。2021年以来全球通胀预期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全球供应链，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通胀问题突出，美联储激进加息、欧央行大幅加息，多国央行跟进。世界银行研究指出，全球央行今年一直在以50年未见的同步程度加息，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可能或已经出现逆转，不少货币出现较大幅度波动。”陆磊谈到，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2年1至10月，新兴经济体累计资金净流出62亿美元，2021年同期流入3419亿美元。今年以来，除俄罗斯卢布、乌拉圭比索、巴西雷亚尔等极少数货币对美元升值外，90%的货币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三分之二的货币贬值超过10%。贬值超过20%的有6种，其中斯里兰卡卢比贬值超过40%，阿根廷比索贬值近35%，土耳其里拉贬值近30%。

此外，部分新兴经济体债务问题值得关注。陆磊表示，今年5月，斯里兰卡政府宣布126亿美元的主权债务违约，随后宣布国家破产。这并非特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表明，随着金融环境收紧和美元升值，25%的新兴经济体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6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一旦出现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的互相传导和强化，可能陷入危机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在陆磊看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增强，为有力有效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有序。今年以来，我国涉外经济活动保持活跃，外汇市场韧性显著增强。前三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3104亿美元，为历史同期最高值，同比增长56%；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尽管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但在我国经济回稳向好、国际收支结构稳健支撑下，人民币金融资产仍保持较强的国际吸引力，在全球范围有相对独立的收益表现。目前我国股市和债市中的外资占比均不足5%，全球资本进一步增配我国金融资产有较大潜力。

“新安全格局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重点是统筹开放和安全。”陆磊表示，针对政策外溢效应与资本流动风险管理的现实需要，今年4月IMF的报告认为，可事前对跨境资本过度流入进行预防性管理，进一步说明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外生性问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必要的，国际社会应该尊重各国根据国情选择开放的程度和模式，关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溢出问题，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具体到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外汇管理部门着力完善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其中，宏观着眼于预调微调，重在预期管理；微观着眼于依法合规，重在尽职免责、越合规越便利。两者的结合，在多轮次高强度冲击下保持了外汇市场稳健运行，韧性得以检验。

陆磊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好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和根本性的大事。外汇管理部门将立足新安全格局，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优化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以高质量的外汇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